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背景与影响

1958年，我国展开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气势如虹。中央政府分别在南宁和成都召开了重要工作会议。毛泽东对“反冒进”进行了批评，指出周恩来等同志的观点已接近右派立场，仅相距“50米”。与此同时，军队高层正酝酿一场针对教条主义的重大变革。

1950年，随着全国初告统一，匪患逐步得到平息。在此背景下，刘伯承将军毅然辞去军职，积极提出建议，自愿投身创建一所致力于培养中高级将领的南京军事学院。计划将军事学院建设成为“东方的伏龙芝学院”与“东方的西点军校”。鉴于意识形态的考量，当时的教材、条令及条例均全面继承了苏联的模式。

1953年，斯大林离世之际，赫鲁晓夫突然发表秘密报告，令共产国际措手不及。随着中苏关系的逐渐紧张，党中央接连发布了五份整风学习文件，明确抵制照搬苏联模式的倾向。时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的刘伯承随即对自身工作进行审视，并明确指出：“在学习外国经验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摒弃教条主义的学法，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践是我们坚持的原则。”

继而，刘伯承对先前全然采纳的苏式教学方法进行了革新。具体而言：一、将原本的“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安排调整为上午四小时，下午四小时，并在其间增设一餐点心及水果。二、将那些常令学员尴尬难堪的“三堂会审”考试模式，转变为考察学员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测试内容。

1956年8月，军事学院的一个学员给彭德怀写信，提出“几年以前，我们在‘把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的口号下，从教材、教法和许多教育制度方面全盘学苏联，这是完全对的。但是我们感觉在向苏联学习中也产生了教条主义倾向。这主要表现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他建议：“鉴于此，我认为学院提出的‘抵制经验主义，防范教条主义’这一具有指导意义的口号，或许值得领导层深思。”然而，彭德怀将军对这封信并未作出任何回应。

1956年11月，刘伯承将军不幸遭遇眼疾复发，迫于病情，不得不暂时休养。

1956年11月30日，战史系教授会主任蔡铁根致信邓小平同志。

邓小平同志言：“余日前已辞去军委训练总监部之职务，彼处四载有余，任劳任怨。然于临别之际，深感首都军事思想上之纷乱亟待引起中央及军委领导的高度关注。为此，特呈上《关于向苏军学习的问题》一文，恳请阁下审阅，并转呈中央领导同志与军委首长审慎考量。”

肩负军委副主席重任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同志，在阅读蔡铁根同志的信件后，当即便作出批示。

“蔡铁根同志致邓小平同志的函件，应分送军委主席、各位委员、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各相关部门的首长，以及国防部的各位副部长审阅。”

由此，一场旨在摒弃教条主义的军内变革正式拉开序幕。

同年，我国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上将亲自率队抵达南京，并在军事学院以及总高级步兵学校举办了一系列座谈会。随后，张宗逊上将向中央军委提交了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在报告中，他对院校近年来在学习苏军经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肯定，但也坦诚指出了学习中存在的偏差，即不恰当地借鉴了一些不适合我国军队实际情况的方法。彭德怀元帅审阅了这份报告后，深感南京军事学院存在诸多问题，认为有必要亲自前往实地考察，以便着手进行整改。

1957年2月21日，彭德怀致信毛泽东，详述其计划与副总参谋长陈赓、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等十余人一同前往南京军区，旨在考察国防工事并勘测地形。此外，彭德怀亦提出对学院教学、军事训练、军队内部关系以及军民关系的了解。毛泽东于次日批复，表示“同意”，并特别指出：“敬请关注军队思想动态及政治教育状况。”

彭德怀于二月二十七日抵达南京，与陈赓、谭政一同出席，并听取了学员们的汇报。三月二日，他进一步听取了学院领导干部的集体汇报。遗憾的是，由于刘伯承院长正在上海休养，未能参与此次会议。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彭德怀发表了《在听取军事学院汇报中的谈话》，该谈话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和广泛的关注。

……回顾近年来的教学实践，一个显著不足在于教学中教条主义的倾向较为突出。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教学内容与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存在较大脱节。在教材与作业的选取上，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与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以及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关注不足，多数情况下沿用了“一长制”的原则。

……就学院而言，自成立以来已逾六年，但在结合我国军队的实际情况开展教学方面，仍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尤其是自1956年9月全院学习五个整风文件之后，众多同志已认识到反教条主义的必要性，然而院党委却依然踌躇不前，犹豫不决，拖延决策，未能果断下定决心，导致党委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滞后于客观实际的发展。

彭德怀重返京城，对这篇讲话记录进行了细致的审阅与修订，并于4月24日将其呈送至毛泽东手中，随信附言道：

“此次在南京，我深入了解了军事学院的相关情况。与该校的教职员工及学员们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座谈，发现该院在教学过程中存在较为明显的教条主义倾向。鉴于该学院是我军高级干部的培养基地，对全军的教育体系及部队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我特意向学院党委发表了一次讲话，强调学院应积极开展反教条主义的教育实践活动。”

毛泽东于25日作出批示：“准予退回彭德怀。文件已审阅完毕，予以批准。”

彭德怀亦将此份讲话稿赠予邓小平，邓小平阅毕后转交周恩来。随后，彭德怀对讲话稿略作修订（将“工作是有成绩的”更改为“成绩显著”），并将其纳入《视察南京军区工作向党中央与军委的汇报》之中，随后分发给中央政治局及军委诸位领导人。

在本篇《汇报》的开篇部分，彭德怀对学院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学院所取得的诸多成果进行了详尽罗列。随后，他针对性地指出了学院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明确表示：

观察汇报内容，我们发现学院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非简单的教条主义，而是其严重程度令人担忧。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教学内容与我军及我国的现实情况存在较大脱节。

“无疑，鉴于军事学院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当前所出现的这种较为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并非偶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责任归咎于某个人。就责任而言，我亦不能置身事外。”

彭德怀《汇报》指出：

“历经六年之余，结合我国军队的具体情况开展教学，却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尤其是在1956年9月全院深入学习五个整风文件之后，众多同志已认识到抵制教条主义之必要性，然而院党委仍徘徊不前，犹豫不决，迟迟未能下定决心，导致其在教学工作中的领导地位滞后于客观实际。”

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身先士卒，面对形势，避无可避。于是，即便身处病榻，他仍指示在校主持工作的陈伯钧、钟期光同志召开院党委扩大会议，深入学习《汇报》精神，并正式颁布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该决定明确指出，“学院自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工作成绩是根本的、主导的”，同时认为，所存在的缺点与错误，其性质在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借鉴外国经验时出现的教条主义倾向。向”，并进一步提出，“党委深入开展研究，集思广益，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遵循群众路线，定能取得显著成就。”这是委婉的主动低姿态检讨。

原本一切似乎已经尘埃落定，不料形势却骤然逆转。

萧克上将，在北京主持训练总监部的日常工作时，对于彭德怀元帅提交的报告持有不同见解。他认为，彭德怀元帅对军事学院教条主义问题的判断显得过于严峻，实际情况不过是教学内容与我军的具体实践存在一定的脱节。尤其是在一篇即将公诸于众的文章中，彭德怀元帅将“正规化”与“现代化”以及“现代化”与“革命化”对立起来的做法，他坚决不赞同，认为这种观点极具危害性。

萧克上将话音刚落，风暴即至。

1957年夏季，彭德怀元帅发起、党中央同意，开始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在邓小平的领导和彭德怀的指挥下，全军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政治运动，进行“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彭德怀说：

“教条主义的根基深植于军事学院，其指挥中枢则位于我们的训练总监部。”

原本并无繁复之处的琐事，如今却被过分渲染，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刘伯承不仅担任军事学院的院长与政委，更首任军委训练总监部的部长。显而易见，刘伯承成为了反教条主义运动的主要焦点。叶剑英元帅领导着训练总监部的工作，因此他也成为了批判的靶心。

1957年8月6日，刘伯承元帅向军委提出辞呈，军委予以批准。

1958年，林彪同志当选为中央副主席不久，便在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某些机构未能将毛泽东的军事论著视为军事教育的基本读物，仅将其作为辅助性的参考资料，实为不当之举。更有甚者，有些单位竟连这样的参考书目也未纳入其中，这显然更加不可取。

1958年，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军事教条主义，会议依次呼唤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的名字，即便两位元帅叶剑英与刘伯承亦未能幸免于难。

关于刘伯承是否需要在会议上进行自我检查一事，毛泽东表示：

“请刘伯承同志安心休养，无需亲自前来参加检讨会议，以示态度即可。”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说：

刘伯承同志工作态度积极、严谨，对组织充满敬意。如今已年过六旬，且身体抱恙，不宜过度劳累。

陈毅至北京医院，告刘伯承。

“你何须亲自撰写检讨？若需，便让我来代笔，只需一百字便可搞定。”

刘伯承必须出席且检讨。

7月10日，病中的刘伯承被抬着在中南海怀仁堂做了检查。

7月19日，邓小平在会议中发表讲话，特别强调了对刘帅公道对待的重要性。他指出：

我对伯承同志充满敬意，我们同是资深合作伙伴。提及他犯错误，我内心并非感到舒坦，反倒是颇为不安。在伯承同志近年来的工作中，并非每项表现都差强人意，过去的表现也同样出色。不能一概而论他的过往贡献全无价值。如此评判，显然有失公允。

此后，9月13日，刘伯承辞去了军事学院的领导职务，开始休养治疗，这可视为一种隐晦的保护措施。

叶剑英，主管全军训练事务的负责人，亦进行了自我检讨的发言。此后，他退居幕后，直至1959年，方才重新被启用，以应对愈发错综复杂的斗争局面。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时任总参谋长的粟裕大将被批评。他在会议中进行了自我反省。会议闭幕不久，粟裕便被免去总参谋长的职位，转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不少人的命运并不顺遂，代理院长陈伯钧不幸被调离军事学院，降至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之职，仍需不断承受批判与撰写检讨的折磨。钟期光亦被剥夺了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的职位，前往苏联接受治疗。归国后，叶剑英将他调入北京，担任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职务有所降低。

更为不幸的是，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以及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均被错误地定性为“反党宗派集团”成员，而众多高级将领与高中级干部亦被诬陷为“反党分子”。

萧克历经四个多月的持续批斗。某日，他竟剧烈吐血。医生将满是血迹的痰盂呈给在场人员审视。然而，这些人不仅未流露出一丝同情，反而对医生进行指责，称其“同情反党分子，立场摇摆不定”。

在军委扩大会议落幕之际，萧克同志受到了职务调整，被任命为农垦部的副部长。与此同时，李达同志的情况亦值得关注。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

荒谬至极的是，郭天民本是被逼迫登台批判所谓的“萧李反党宗派集团”，然而不久后，他自己也遭到了相同的指责，并被剥夺了职务。

众多人士遭受了党籍的剥夺，被逐出军旅，或是流放至边疆接受劳动改造，其中不乏含冤而终者。

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及其家人自南京迁往北京定居，新任院长廖汉生在送行之际感慨地说道：

老首长受了不少罪！

1980年，时任总长的杨得志、副总长杨勇及张震向邓小平同志汇报总参谋部工作情况时，就“反教条主义”问题寻求指导。邓小平同志明确回应道：

反教条主义是错的。

在担任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期间，我肩负毛主席的任命，虽不便推脱，却始终坚守原则。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我力保了刘帅的权益。我曾向毛主席表达，如您所言，二野擅长作战，然而若无司令员，我又怎能担当政治委员的重任？毕竟，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司令员的领导。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逝世。

在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颁布了“纪”字第1987号(令)通报，旨在为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不公待遇的同志们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