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州战役，解放军误抓国军副司令张作相，林彪为何急令：无条件释放并致歉

1948年10月，锦州城破，解放军俘虏了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名单报到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一个名字让林彪立刻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张作相。他当即下令，不仅要立即释放此人，还要以礼相待。几天后，林彪甚至亲自登门，为这次“误会”向张作相表达歉意。

这位张作相，当时的身份是蒋介石单方面委任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按理说是解放军的敌人。为何他能获得如此特殊的待遇？这背后，是一个旧时代军阀的操守与风骨，赢得了新时代革命者的尊重。

不当皇帝的“辅帅”

张作相一生最关键的抉择，发生于1928年。那年6月，他的结拜大哥、东北王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整个东北军群龙无首，陷入巨大的权力真空。当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张作相身上。

作为东北军的二号人物，人称“辅帅”，张作相论资历、论威望、论实力，都是接替大帅位置的不二人选。奉系内部的老将们，也更愿意听从这位同辈兄弟的号令，而不是张作霖那个年轻的儿子张学良。

当时，只要张作相点一下头，东北的最高权力唾手可得。支持他的人甚至准备好了“先斩后奏”，直接把他推上总司令的宝座。然而，张作相的态度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坚决不肯接受。

他反复强调，自己只能做辅佐的张良，不能做开国的刘邦。面对张学良三次派人来请，他更是斩钉截铁地回绝：“老帅在世时，常要我关照汉卿，我如就任此职，无颜对九泉之下的老帅。”

正是张作相这种近乎固执的忠诚和谦退，稳住了东北军内部即将爆发的纷争，让张学良得以顺利接班。他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辅帅”，辅佐的“辅”，而非副职的“副”。这种不贪恋权位、忠于故主托付的品格，在那个枪杆子就是权力的年代，显得尤为可贵。

不种大烟的省长

张作相的原则不仅体现在对权力的态度上，更体现在他治理地方的实践中。从1924年起，他出任吉林省督军兼省长，主政一方长达七年。他没有像其他军阀一样将地盘视为自己的私产，而是真正地“保境安民”。

在吉林，他清剿匪患，整顿吏治，修建公路铁路，创办了吉林大学并亲任校长，让当地经济民生得到了长足发展。然而，最能体现他风骨的，还是禁烟一事。当时，为了筹措军费，许多军阀都靠种植和贩卖鸦片敛财，张作霖也曾下令让张作相在吉林推广种植。

这道命令，张作相硬是顶了回去。他深知鸦片是亡国灭种的祸害，当面对张作霖的压力，他承诺自己就是砸锅卖铁，也一定能凑齐税款，但吉林的土地上绝不能种一棵大烟。他常对同僚说：“我张作相再苦再难，也不能放开烟，挣那份钱就会亡国灭种啊！”

在那个乌烟瘴气的时代，整个东北鸦片泛滥，唯独吉林省成了一片净土。这种宁可牺牲经济利益也要坚守底线的做法，让他赢得了“福帅”的尊称，也让他与那些只知搜刮民脂民膏的军阀划清了界限。

不合作的爱国者

随着日本侵华野心日益暴露，张作相的民族大义也愈发凸显。早在1927年，他就顶住压力，拒绝与日方签订出卖国家主权的《满蒙新五路协约》，因此成了日本军部的眼中钉。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作相因父亲去世正在锦州老家奔丧，未能参与决策。得知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大好河山沦丧敌手，他追悔莫及，对国民党彻底失望。

此后，他虽隐居天津，但爱国之心未泯。1933年长城会战爆发，他毅然复出，率部与日军浴血奋战。战败后，他再次退隐，并发誓不再担任任何军政职务。但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鼓励自己的儿子张廷枢前往延安，投奔共产党，参加抗日。

这个决定清晰地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场：在他心中，谁在真心抗日，谁才是国家的希望。抗战期间，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国民党，都曾多次请他出山，均被他严词拒绝。他不愿与侵略者和消极抗日的势力同流合污。

一场“乌龙”俘虏

时间回到1948年，此时的张作相早已是个远离政治的在野之人。蒋介石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为了笼络人心，强行将“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虚衔安在了他的头上，并大肆宣传，而张作相本人则坚决推辞。

锦州解放前夕，国民党方面曾派飞机接他去台湾，也被他断然拒绝。他选择留在锦州的老家，处理一些个人财产。也正因如此，当解放军进城时，这位挂着国民党高级将领虚衔的老人，被当作战俘“误抓”了起来。

所以，当林彪得知被俘的是张作相时，他下令释放就变得顺理成章。这不仅是纠正一个战场上的误会，更是对我党一贯敬重的爱国民主人士的尊重。

结语

张作相的一生，是从绿林草莽起步，最终成为备受敬重的元老。他身上有旧时代军人的忠义，更有超越派系之争的家国情怀。他不篡位、不贪财、不卖国，在关键时刻守住了做人的底线和民族大义。林彪对他的礼遇，正是共产党人对这种风骨的认可。这无关阵营，只关乎一个中国人的品格。这位东北曾经的风云人物，最终在晚年看到了家国走向统一，也算是一种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