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陈云四次落泪背后的历史真相
陈云，在七十余载的革命生涯中，以其冷静且务实的作风、细致而果断的性格著称于世。然而，这位历经沧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内心深处同样蕴藏着一片炽热的情感。透过历史的长河，我们得以捕捉到陈云四次动容落泪的瞬间。在那滚烫的泪珠中，凝结了他对战友的深厚情谊、对事业的真挚关怀，以及对信仰的无尽忠诚。
为商务印书馆工友泪
1930年5月之初，阎锡山与冯玉祥在华北及鲁西南一域并肩作战，而李宗仁与张发奎则分别在湘粤桂边界的辽阔地域发起攻势。这场国民党内部的军阀混战，不仅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亦为革命进程孕育了可供把握的转机。
此刻，周恩来已启程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实际执掌中共中央事务的李立三，坚信革命的高潮已然来临。1930年6月11日，在李立三的引领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亦称《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随即，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了主导地位。该决议对革命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主张在实际工作中不再需要逐步积累和筹备革命力量，声称群众已不再满足于小规模的行动，而是渴望大规模的举动，即全国范围内的武装暴动。决议强调：“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若无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无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一省或几省的胜利便无从谈起。”
会议落幕之后，李立三担纲起草了以武汉为核心节点的全国性中心城市起义以及集中红军攻占中心的激进战略。7月间，特别对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的起义筹备工作进行了部署。随着8月初的到来，在党组织高扬“军事化”的旗帜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设立由李立三出任书记的中央总行动委员会，该委员会成为指导武装起义的最高指挥机构。同时，李立三还兼任江苏省总行委的书记。当时党内盛行家长式的领导模式，民主氛围不足，崇尚“一言堂”的管理方法。对于持有不同观点的同志，常常采取压制和打击的手段，将他们冠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调和主义”的罪名，甚至不惜采取罢免、调动或开除党籍的极端措施。
陈云任江苏省委常委。由于上海邮电工会领导人陆宗士未能将罢工行动坚持至最后关头，这致使他遭到了江苏省委的惩处，他痛哭流涕，声泪俱下。朱佳木，陈云的秘书，在回忆往事时说：“在一场会议上，上海邮电工会的工人领袖陆宗士大胆地提出了恢复工作的提议，然而这一举措却引发了严厉的批评，甚至有人提出要撤销他的党籍。陈云同志向我提及，陆宗士曾任职于商务印书馆，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面对组织的这一处置，陈云同志在情感上感到难以接受，以至于悲痛欲绝，泣不成声。”
青年时期的陈云
少奇同志在会议中明确指出，这标志着我国职工运动史上首次主动发起的撤退。究其背后的原因，以往每当罢工行动启动，罢工工人常常坚持至被资方解雇方才停止，这正是“工罢到底”这一口号所彰显的坚定精神。
红军未获苏援，泪下。
1935年6月，陈云决然告别了四川省的天全县灵关殿（今属宝兴县灵关镇），肩负着中共中央特派代表的使命，他毅然踏上了前往上海的征途，担负起重建与拓展白区工作的艰巨任务。抵达上海后，他亦需积极探寻与共产国际的沟通途径，以便向其详尽汇报中共中央和红军的最新进展，尤其是关于遵义会议的详细信息。
七月，陈云来到上海，选择住在法租界天主堂街与新永安街交汇处的永安旅馆，继续沿用中央特科时期所使用的化名“李介生”进行活动。他通过电话联系上了章乃器，随后又由章秋阳从中牵线搭桥，最终成功与远在香港的潘汉年取得联系。两人商定在上海会面，以便共同商讨接下来的行动计划。
近期，陈云抵达上海，正值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书记黄文杰及36位同志不幸遭受捕押。紧随其后，7月22日，浦化人等上海中央局要员，以及宣传部代部长董维健亦被拘；仅仅两天之后，共青团上海中央局的书记文德亦落网，且背叛了党的组织。陈云从报纸上惊悉，自首或叛变的同乡已达72人之众，这无疑增加了他开展工作的巨大难度。幸运的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了解到陈云抵达上海的讯息，并深刻认识到上海严重的白色恐怖氛围和党内组织混乱的现状，于是作出决定：“众多留守上海的党员应暂时前往苏联。”上海中央特科将这一意见传达给了陈云。起初，计划由小开（即潘汉年）先行启程，而我由于肩负着在上海的工作重任，因此暂时没有作出立即离去的决定。随着催促的加剧，陈云终于决定启程赴苏联。
宋庆龄精心布局，在马海德的鼎力相助下，陈云于1935年8月初，悄然离开上海，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旅程。9月初，他抵达了莫斯科。在那里，斯大林亲自听取了陈云的汇报。陈云的长子陈元回忆说：“斯大林在聆听时全神贯注，汇报结束后，他深受触动，认为红军在思想上已经达到了成熟，比以往更为坚强。在汇报中，我父亲指出共产国际曾派遣一名品行不端的分子（李德）来华，其所作所为诸多不当，导致红军遭受了重大挫折。斯大林听闻此事后，显得有些急切，立刻询问李德的身份，周围的人迅速作了回应。斯大林明确表示，此人并非共产国际的成员，也不是他们派遣的。”陈云听闻此言，内心愈发沉重。这位冒充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人，虽然造成了诸多不良后果，但并非共产国际的派遣。他勇敢地向斯大林提出建议，尽管共产国际并无恶意，但其对中国红军造成的损失应当得到弥补，例如提供一些武器作为补偿。斯大林对此表示了赞同。
截至1936年9月11日，共产国际作出了一项重要决议：若中国红军成功夺取宁夏，将无偿提供大约一万五千至两万支步枪、八门火炮、十门迫击炮，以及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弹药。这些武器预计于同年12月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的边境地带集中，并经由著名的乌拉圭洋行销售，以确保将物资顺利运往宁夏。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为该计划的顺利执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紧接着，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10月11日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在一个月内完成休整，并做好渡过黄河的全面准备。红军主力将随后北上，直指宁夏。10月25日，依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约两万余人开始向西渡过黄河，为执行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做好了充分准备。
红军西路军一部
在此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做出决议，决定组建一支代表团返回祖国，旨在迎接肩负起夺取宁夏战役重任、致力于开辟国际通道的红军队伍。陈云被任命为代表团团长，肩负起在边境接收武器的重任。12月8日，陈云所率团队自莫斯科出发，乘坐火车抵达阿拉木图，之后换上了苏军提供的棉衣和皮袄等物资，秘密前往霍尔果斯。在那里，他们亲眼见证了苏联为红军提供的武器和弹药。
由于国民党军队的阻截，宁夏战役的部署被迫暂时搁置。鉴于苏联政府决定依托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联合战线，将援助物资运送至新疆与甘肃的交界处，过河的部队随即改编为西路军，转而挺进新疆。在此期间，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陈云等人暂停行动，静候后续的指令。
12月14日，《真理报》发表社论，对西安事变提出质疑，称其“性质令人疑窦丛生”，并指出“汪精卫利用张学良部属的抗日激情”，暗中策划了此一事件。西安事变发生后，鉴于事态背后隐含日本势力的操控，苏共中央遂对原先承诺向中国共产党红军提供武器援助的计划进行了调整。陈元回忆道：“得知此消息后，父亲悲痛欲绝，泪流满面。”那刻的景象，源于西路军已陷入绝境，无路可退，而继续西进至新疆的行动，也已失去了它往日的意义。
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落幕，苏联领导人的态度亦随之发生调整，承诺持续向中国红军输送军事物资，保障西路军能够继续西进。然而，这一波折性的转变，却使得西路军错失了良机，陷入了被动的境地。在河西走廊一带，西路军面临补给线被切断、环境极端恶劣以及马步芳部骑兵的机动性围剿，逐步陷入了困境。最终，西路军只有少数成员成功突围，徒步抵达新疆，而绝大多数士兵或在战场上英勇牺牲，或被俘后遭受了残忍的杀害。
陈云题写红军西路军进疆纪念碑
东北解放，喜极泪流。
“即使我们丧失了所有现有的根据地，只要我们牢牢掌控了东北，中国的革命便拥有了坚如磐石的基础。”
首先，作出设立东北中央局的决策，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被任命为委员，其中彭真被指定为书记；其次，作出派出一百名团级干部支援东北的决定；最后，实施“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旨在壮大我方在东北的力量，并力求主导东北的局势。
中共中央起初的战略构想为“独占东北”，旨在迅速掌控沈阳、长春等战略要地及铁路枢纽，从而稳固政权基础。但面对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支持下的大规模北进，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限，苏联迫使中共放弃这些大城市。同时，东北民众在日伪统治下的长期生活，使得他们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对共产党的了解则相对匮乏。这些因素导致八路军、新四军在东北地区的驻扎与作战面临重重困难。最终，我军不得不从锦州撤退至沈阳，再退守四平，直至长春，最终被迫撤至松花江边，全军士气因此受到严重打击。
面对东北根据地不断退守、日渐缩小的严峻形势，陈云在北满地区积极推动剿匪工作的深入开展，广泛发动群众力量，着力打造稳固的北满根据地，并取得了显著成果。在此过程中，陈云多次向中央和东北局发送电报，强烈呼吁派遣主力部队支援北满，以增强剿匪的战斗力。他坚信，唯有如此，北满根据地的建设才能走向成功。1945年年底，三五九旅的部队陆续抵达北满，迅速投入到各市县的剿匪战斗中。在短短一个冬季里，他们成功剿灭了大部分土匪，迅速扭转了北满分局成立初期土匪占据三分之二县城的被动局面。在此基础上，陈云带领当地干部和群众，积极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最终在北满地区稳固了革命根据地。
1945年11月，陈云等同志向党中央提交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其中明确指出“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的方案已不再适用。随后，他们提出了“主动撤退”的策略，建议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北满、东满、西满的辽阔农村地区，以此为基础建立稳固的根据地。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并于同年12月28日，党中央正式发布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明确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指导原则。
尽管这一战略方针并未得到全面贯彻，但到了1946年3月6日，东北局在抚顺召开了一次范围扩大的会议。会议由东北局书记彭真同志主持，会议的核心议题是探讨东北地区的形势以及我党在该地区的战略部署。在会上，关于是否应建立和巩固广泛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各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随着四平的失守，东北局决定于1946年5月21日从长春迁至哈尔滨，并于5月26日与北满分局实现合并。经过周密考虑，毛泽东同志于6月16日向东北局发去了电报，宣布“林彪同志将担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位同志将担任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由林、彭、罗、高、陈五位同志共同组成东北局常委会”，这一举措旨在加强统一领导。
1946年七月，东北局把握美国介入东北停战调停的时机，于3日至11日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全面总结了前九个月的工作成绩，对当时的局势进行了深入剖析，统一了思想，并对中央关于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进行了深入研究。会前，陈云受东北局委托，草拟了《东北形势与任务》决议草案。7月5日，该草案正式呈报中央，并在扩大会议上同步展开讨论。7月7日，会议对该草案进行了深入讨论，并最终予以通过，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被后人誉为“七七决议”。“七七决议”明确了我党在东北的工作和作战策略，标志着我党在东北的战略重点正式转向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建设，对于统一东北全党全军的思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全军思想达成一致后，步入1946年冬季，南满根据地因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攻而陷入困境，仅存临江等四县，部队内部围绕“撤退至北满”与“坚守南满”展开激烈的辩论。在此危急关头，陈云受命出征，急赴南满。面对众多将领倾向于撤退的意见，他毅然决然地反驳：若南满失守，北满亦将面临危险；坚守南满所付出的牵制敌军四军的代价，远比北撤所承受的损失更为重大。他以“牛尾巴”为喻，强调牢牢抓住南满这个“牛尾巴”，即能牵制敌军全局，最终拍板定夺。坚守南满，无一离。
自此，在陈云、萧劲光、萧华等英明领导人的指导下，他们依托临江、长白、抚松、靖宇这四个县有限的根据地，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砥砺前行，历经108个日夜的生死搏杀，成功四次击退了国民党十万大军的猛烈攻势，赢得了四保临江战役的辉煌战果。此役不仅稳固了南满地区的战略格局，更与北满的“三下江南”行动构成了战略上的夹击，全面扭转了东北战局的态势，为1948年的战略反攻打下了坚实的基石。
陈云解放初期
截至1948年年末，我党军队已壮大至百万之众，武器装备亦实现了显著提升，根据地仅用短短三年便得以建立并巩固。当东北全境实现解放之时，在沈阳励志社举办的庆功典礼上，陈云同志不禁感慨万千，东北全境的解放实属来之不易。陈云同志的秘书刘家栋回忆说：在庆功盛典上，陈云同志眼中闪烁着激动的泪花，面对这难得的欢聚时刻，流露出了生平少见的深情泪光。此次泪水的流淌，是对过往征途上艰苦卓绝历程的深刻感悟，亦是对逆境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由衷感慨。正如毛泽东所言，东北的胜利，为全国胜利铸就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干部队伍。
刘少奇获平反，众人落泪。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首都北京隆重举办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场重要会议上，陈云同志光荣地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同时兼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在陈云同志的引领下，中央纪委将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次年1月，中央纪委首次举行全体会议，明确提出要着重抓好“加快处理积压案件，全力推动冤假错案的复查与平反”等三项重点工作。
在陈云的指导下，中央纪委亲自担纲，对刘少奇、瞿秋白、潘汉年等在全国及全党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与公正平反。
刘少奇是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文化大革命”中被污蔑为“叛徒”“内奸”“工贼”，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刘少奇一案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1978年年末，在邓小平、陈云等领导的关怀下，王光美终于走出了持续12年的牢狱生活。不久，她带着儿子刘源一同前往陈云的宅邸，以示衷心的感激。刘源回忆说：“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圆满结束后，母亲的身体健康状况逐渐好转。有一天，我陪伴她一同前往陈云叔叔家中，向他表达我们的谢意。见面之初，陈云叔叔便主动发言，坚信我父亲的冤案终将得到昭雪。他指出，这起案件堪称我国最大的冤假错案，鉴于其重要性，处理时必须格外慎重，确保公正无遗。”
“中央常委各位同志均已审阅完毕，中央办公厅应正式向中组部、中纪委发出通知，共同彻底调查刘少奇同志的案件。”
杨攸箴，昔日主管刘少奇同志案件复查的负责人，谈及陈云同志的批示时，如此回忆：“若非陈云同志的批示，此案恐怕难启其端，复查工作亦难以启动。陈云同志当时的批示明确指出，应由中央纪委与中组部携手开展刘少奇同志案件的复查，这一指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遵循陈云的明确指示，中央纪委与中央组织部共同成立了刘少奇案件复查小组。在整个复查过程中，陈云对案件的进展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并明确提出：“我们必须对每一件事都做到精细入微，确保证据的完整无缺，以便让未来的历史审视者无任何疑点。”
当时，刘少奇同志的案卷档案累计超过420卷，再加上“王光美专案组”的相关卷宗，总数竟高达570卷。
经过长达十个月的缜密调查与分析，复查小组揭露了所谓针对刘少奇的“定罪”证据，实则系虚构之作，几乎全部由伪造的证词和逼供所致。复查小组进而以事实为基石，逐一反驳了强加给刘少奇的各项指控。在此基础上，他们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详尽且精确的复查报告。中央政治局对该报告予以一致认可，并据此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草案）。
1980年2月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郑重决议，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的崇高声誉。针对因刘少奇同志问题所引发的诸多冤假错案，相关机构已积极展开平反工作。
“昭雪刘少奇同志的冤案，不仅是对我国党和国家一位杰出领导人的名誉进行恢复，亦是对因冤案而遭受牵连的众多干部、党员、工人、农民以及青年学生的名誉进行修复。更为关键的是，此举关乎对历史真实面貌的揭示，关乎恢复我党和我国政治生活原本的真实景象。”
5月17日的午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代表逾万人，齐聚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对刘少奇同志的追悼大会。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致以悼词，对刘少奇同志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中的杰出贡献及崇高品质给予了极高的赞誉。随着追悼仪式的结束，邓小平同志缓步至王光美同志面前，紧握她的手，饱含深情地表达：“这是好事，这是胜利。”
在刘少奇同志的追悼仪式上，陈云同志特地自杭州远道而来，他紧握着王光美同志的双手，默默无言，眼中泪珠闪烁，熠熠生辉。刘源回忆起往事，感慨地说：“平日里极少流露情感的陈云叔叔，这一次却泪水纵横。”这泪珠中，既有对昔日战友所受苦难的深切哀痛，也透露出对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既有见证战友冤屈得以洗清时的激动喜悦，也充满了对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取得胜利的由衷欣慰。
1980年5月17日，在刘少奇同志的追悼仪式上，陈云同志向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女士表达了诚挚的慰问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