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火中的生育本能到和平下的理性抉择

善思录：陆天然/文

前两日与魔都交大、复旦的几位大教授共进晚餐，席间研究人口与社会政策的学者们聊起一个扎心话题：即便身处收入稳定、福利相对完善的高校，不少青年教师也对生育望而却步——有人为了科研考核与职称晋升，将生育计划推迟到40岁以后；有人算完子女从早教到留学的开支，干脆选择“丁克”。教授们的观察，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跨越时空的生育谜题：为何战火纷飞时，人们在防空洞里仍要生育；三年自然灾害饥肠辘辘时，生育行为先抑后扬；计划生育年代，“少生优生”成为共识；而如今物质丰裕，“不生不育”却成了许多人的选择？四种矛盾的生育图景，实则是不同时代生存逻辑、政策导向与价值取向的真实烙印。

战争年代的生育选择，始终笼罩在“生存不确定性”的阴影之下。那时的生育本质上是被动的生存策略——死亡率远超出生率的极端环境里，“多生”是对抗命运的唯一筹码。日军铁蹄下的华夏大地，霍乱、天花与炮弹织成死亡陷阱，新生儿夭折率居高不下，一个家庭往往要生四五个孩子，才能确保有子嗣在战火中幸存、延续血脉。这种生育既源于生理本能——战争中稀缺的避孕措施让意外怀孕成常态，更源于心理寄托：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孕育后代是对抗“存在虚无”的精神出口，“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则在家族存续的焦虑中被不断强化。就像那些在防空洞里分娩的母亲，她们并非期待孩子降生在废墟，只是在绝望中别无选择。

紧随战争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则勾勒出“饥而少生、饱而多生”的特殊生育曲线。这一时期的生育，完全被生存资源的匮乏牵着走：全国粮食产量骤降30%，日均口粮不足200克的饥饿，让农村女性闭经率飙至40%，孕妇流产率翻倍，新生儿体重普遍低于2.5公斤，1960年全国出生率更是跌至18.02‰的历史低谷。可苦难过后，补偿性生育迅速爆发：1962年粮食供应稍缓，出生率就飙升至37.01‰，成了新中国首个“生育高峰”。这种波动藏着朴素的逻辑：灾害中“人口锐减”的记忆，让“多生”成了弥补损失的本能；计划经济初期“人多力量大”的动员，又与“多子多福”观念叠加，推动人们在吃饱后赶紧“添丁进口”。只是那时的生育仍停留在“数量优先”，没人能顾得上孩子未来的成长质量。

真正打破这种惯性的，是1970年代末全面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时期的生育，首次被纳入国家政策调控框架，形成“政策强制+观念转变”的独特景观。政策层面，“独生子女”是核心导向：城镇家庭需凭“准生证”生育，违规者面临工作开除、3-10倍家庭年收入的罚款；农村虽允许“头胎女孩再生”，却也通过集体分红限制、宅基地分配等手段控量。强力调控下，全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跌至1990年的2.1，快速完成“多生”到“少生”的转身。更深远的是观念重塑：“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的宣传深入人心，1985年的调查显示，83%的城市家庭认为“一个孩子足够”，这种认知为后来的低生育埋下伏笔。但政策也留下了阵痛：“失独家庭”的养老困境、1990年111.3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以及“超生”家庭承受的压力，都成了特定时代的生育记忆。

而当代社会的“主动少生”乃至“不生”，本质是生育逻辑从“生存/政策驱动”向“质量决定选择”的彻底迭代。教授们提到的高校青年教师困境，不过是当代人生育焦虑的一个缩影。《中国生育成本报告》的数据更直观：养育一个孩子到大学毕业，平均成本达68万元，一线城市更是飙至150万元，相当于普通家庭数年的全部收入。教育支出占比近半，从幼儿园到中学的课外辅导费累计43万元，再叠加上住房、医疗等隐性成本，筑起了高高的“生育经济门槛”。

经济压力之外，职场困境成了育龄女性的枷锁。北大研究显示，生育二孩的女性薪资平均下降33%，而同期男性每多一个孩子收入反增15%。这种结构性不公让女性陷入两难：生育意味着错过2.5次平均升职机会，重返职场还要面对“婚育女性优先裁员”的隐形歧视。更无奈的是照料资源缺失：公共托育机构不足导致“入托难”，双职工家庭依赖的隔代照料又不稳定，进一步加剧了焦虑。当年轻夫妇发现，生育要牺牲职业发展、挤压个人空间、背负沉重债务时，“不生”便成了理性权衡后的结果。

更深层的驱动，是个体意识的觉醒。物质丰裕的今天，年轻人不再把自身价值绑在“家族延续”上，更追求个人价值实现与生活品质。中国科学院的调查显示，当代大学生理想生育年龄比现实期望延后两岁，不愿生育的比例显著上升。这种转变背后，是对“生育意义”的重新定义：人们不再把孩子当“养老保障”或“血脉符号”，而是希望给孩子丰盈的人生体验。就像网友说的：“我们奋斗半生摆脱了‘做耗材’的命运，自然不愿让孩子重复艰辛。”这种“宁缺毋滥”的生育观，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它意味着人们终于有底气对“勉强生育”说不，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从战争年代的“生而不养”，到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饱定生育”，再到计划生育的“政策控生”，最后到当代的“不生慎养”，四组生育图景串联起一部文明进阶史：从生存本能到政策调控，再到个体抉择，每一步都映照着时代的变迁。如今呼和浩特的育儿补贴、《托育服务法》的推进，虽在为生育减负，但真正的改变，还需突破经济成本、职场歧视与照料资源的三重瓶颈。

我们不必苛责年轻人“不生”，正如不该美化战争年代的“多生”、忽视灾害时的“难生”与计划时代的“限生”。每一种生育选择，都是特定时代土壤结出的果。唯有理解不同时代的生育困境，才能为当代人创造更友好的生育环境——这比单纯追求新生儿数量回升，更能体现文明进步的温度。

作者简介：

陆天然，法学硕士，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人；现任东华大学数字资产研究院院长、中国自贸区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兼任全国“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法治智库”首席专家库成员、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保护投资者权益工作委员会（简称：权工委）高级顾问。曾任新华社记者、中国改革报福建记者站站长和国务院研究室（言实）互联网时代方法论课题组组长，著有《互联网时代方法论丛书》十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