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的记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康生被揭露。

1977年三月，胡耀邦肩负重任，接管了中央党校的领导工作。经过半年的不懈努力，他成功揭开了阴谋家康生真实面目的神秘面纱。在我的多部著作与文章中，对此事件均有详实记录。

本材料系遵从校委会领导的具体指示而编撰，完成时间为2015年7月28日。近期，关于揭露康生事件的讨论中，个别人士不负责任地散布了一些不实言论，试图造成视听上的混淆。鉴于此情况，校委会领导特别指示我需详细记录并撰写揭露康生事件的经过及具体情况。

我发现，众多作者也开始涉足此类文章的撰写。其中，不乏并非直接当事人，甚至有非中央党校成员的身影，更有少数人在事件中试图搅乱视听。在我看来，有必要再次拿起笔来，力求全面记录中央党校揭示阴谋家康生史实的真相，以期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

一

自踏入党校的那一刻起，耀邦同志便全身心投入到对“四人帮”的批判运动之中。尽管如此，他却未曾对康生进行过公开的指责与揭露。

秘书陈维仁胡耀邦秘书谈及那位蓄着日本式小胡子的康生，耀邦同志在谈话间不时显露出几分强烈的不悦。在众多会议场合，他对康生的名字更是不屑一顾，每当提及相关议题，他总以风趣的姿态，轻轻拂过自己的上唇，以此替代对康生的直接提及（详见《陈维仁文稿选编》第375页）。

即便康生已故，那些充满赞誉的悼词仍广为流传。在康生生前，他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被“悼词”誉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光荣的反修战士”。作为中央党校的负责人，胡耀邦难以轻易发起对康生的集体批判。

加之，当时在中央党校，诸多人的言谈中屡次提及“康老”，而对康生其人的真实面貌却多所困惑。鉴于此，引导大家逐步深化对康生的了解显得尤为必要。

粉碎“四人帮”后，各单位掌权的造反派都垮台了，唯独中央党校例外。办了“五七”干校后，康生组建了一个以造反派为主的“中央党校五七学校领导小组”。粉碎“四人帮”后，还是由这个领导小组掌权。据说，第一副校长汪东兴交代胡耀邦：这个领导小组“是康老亲手培养起来的好班子”。胡耀邦召开的中央党校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还得让他们参加。

二

党校恢复，从何处着手？

耀邦同志作出决策，将通过召开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的形式。

在本次整风会议上，与会者由三大群体构成：首先是现任领导班子成员，其中多数来自造反派；紧随其后，则是“文革”时期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处级以上干部；而第三部分，则由全校25个党支部各推选的一名代表组成。本人有幸以文史教研室党员代表的身份，参与了此次会议。

1977年4月7日，整风运动的帷幕正式拉开。本次会议的宗旨清晰，旨在揭露并谴责“四人帮”的种种错误举措，同时，亦致力于全面调查校内与“四人帮”存在联系的个体及其相关事件。

自4月7日至5月7日圆满落幕的首轮会议，其核心议题集中在对“四人帮”的揭露与批判之上。在这一系列议题中，有一项内容尤为深印在我的脑海。耀邦同志曾作深刻分析，“四人帮”得以长期横行的根本原因，首当其冲是他们以假乱真，借助虚假的马克思主义误导了广大民众；其次，亦因他们所采用的恐怖策略。于5月7日的会议之上，他郑重强调：必须对“四人帮”所扭曲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以及路线是非进行彻底的拨乱反正。这一举措，正是全面恢复和纠正错误的关键所在。

6月3日，整风运动的第二轮会议正式拉开序幕。本次会议的重中之重，便是查明校内那些与“四人帮”有所牵连的个人及其所涉事件。会议伊始，造反派的核心成员们纷纷上台进行自我剖析，接着，大家纷纷发表意见，展开深入的评议与揭露。在发言过程中，造反派成员们坦言：“四人帮”曾试图拉拢和利用他们，使得他们犯下了错误，发表了不当言论，但他们并未被彻底同化。他们进一步解释道，之所以能够保持清醒，是因为康生同志生前曾经给予过及时的提醒。

与会者踊跃发言，讨论议题不断深入，对中央党校所存问题的认识亦日益明朗。我犹记得，在会议的休憩时刻，一位名叫魏的老同志私下向我透露，党校的症结根源，实则在于康生。

康生批判已定。

8月10日，整风会议休会第二轮。

三

在9月3日的清晨，整风运动的第三轮会议正式拉开序幕，参会人数亦随之攀升，累计超过一百位。

在当天的会议场合，由一批尚未分配具体任务的资深干部组成的临时党支部代表，王富长先生，率先登台发言。他的演讲题目是《曝光康生、曹轶欧在党校犯下的恶劣行径》（曹轶欧，康生的配偶）。王富长先生从十个不同的维度，对康生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

（1）党校的性质问题。“文革”初期，康生就说中央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是完全错误的；

（2）康生在党校内对群众组织实施了既扶持又压制的双重策略，时而扶持一方势力，时而对另一方施加打压。

康生指使在党校斥骂老帅。

（4）在清队整党期间，康生与曹轶欧在界定问题性质时，不恰当地将敌我关系混淆并颠倒其本来的对错。

（5）在党校学习期间，康生与曹轶欧滥用职权，对他人随意进行指控，将无辜之人诬陷为叛徒、特务、黑帮成员，甚至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

（6）面对李广文的事件处理，康生展现出了变幻莫测的态度。起初，他派遣李广文率队前往中央宣传组，但旋即又指责李广文未经其许可便擅自行动，宣称李广文是在其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抵达中央的。

（7）针对中央党校“五七”学校的指导方针问题，该政策将干部及其亲属子女全面纳入干校体系，并严格禁止他们返回原籍居住。

（8）“五七”学校的指导方针问题，曹轶欧强调，未来党校的干校将聚焦于医药领域，并兼顾其他相关领域的发展需求。

（9）在应对“五·一六”事件的过程中，康生与曹轶欧对造反派的首领施以了庇护。

（10）在1973至1974年期间，康生秘密示意党校的造反派撰写文章，并以唐晓文的名义予以发表。其中，由梁效与唐晓文共同执笔的文稿，对历史事实进行了扭曲和篡改。

王富长步上讲台，发言伊始，会场即刻陷入一片寂静，众人的目光如磁铁般牢牢吸附在他身上，他们全神贯注，倾耳聆听。大家深切地体会到了问题的重大性和紧迫性。

王富长曾向我提及，他在会议前细致地准备了发言稿，并邀请了数位同仁提出意见，以期集思广益。遗憾的是，最终并未有人明确表态。对此，我们完全可以感同身受，因为所讨论的问题确实非常敏感。

王富长揭露康生发言稿

王富长发言结束后，胡耀邦紧接着作出回应，他的语气既平和又庄重，言辞之中流露出一种严谨与审慎的态度。我全程专注聆听，不漏任何一个字、一句，将他的话语逐一记录在案。以下是详细的记录内容——

王富长同志近期提出了一项引人注目的议题，他在发言中明确指出了康生同志和曹轶欧同志在中央党校任职期间所暴露的不足与失误，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关于党员是否应当对现任及前任领导提出意见，我认为这是应当允许的。这一立场与党的组织原则相吻合，同样也与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倡导的教导保持一致，并且，它与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期间所强调的，发扬党内民主、完善政治生活、恢复并传承党的优良传统的要求不谋而合。在此，我特别重申，在即将举行的整风会议上，我期待各位能够就我在领导工作中所存在的不足与错误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首要之务，是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出见解的出发点，旨在清晰地辨识正邪与对错。我们必须基于事实陈述，论述事理，绝不容许言辞不实，更绝不允许对他人进行诬陷。我们的宗旨，便是要将那些混淆了的是非观念拨乱反正。

其次，此类建议仅适用于党内会议提出。依据党章的规定，党内会议赋予了对任何成员进行批评的权力。在党内会议上提出意见是党员的法定权利，这一权利不容侵犯或剥夺。对于未能亲自出席的同志，他们可以通过与党组织沟通或提交书面材料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建议将此规定纳入本次会议的纪律要求之中，并严格保密，防止其在外部泄露或私下传播。一旦发生私下传播，其性质将转变为自由主义，从而改变原有的性质。

其次，在会议发言或撰写书面材料时，请务必克制，切勿悬挂或张贴过大标语。

最终，关于所提建议的实施方案和具体步骤，需真实汇报给华主席及各位副主席，由他们来定夺。以王富长同志的建议为例，会议简报组应编制本次会议的首发增刊简报，仅供华主席阅读，不对外公布。在简报正式发布前，发言人有机会进行多次审阅。我们对本次会议及各位同仁的发言承担着责任。

这是我看法。

（郑宏璋主任在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询问：本支部是否具备讨论的条件？）

胡耀邦：在我看来，不论是针对现任领导还是历任领导，我们都应当敢于坦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建议。

耀邦同志的言辞坚定有力，明确指出对康生的批评与揭露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使命。紧接着，他坚定地表示，对于康生这类领导层人物，提出不同意见不仅合理，更是必要之举。进而，他站在党章的基石上阐释道：“在党的会议之中，人人皆可接受批评。向党会提出建设性意见，是合法且正当的行为，党员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更不容许被剥夺。”耀邦同志的讲话条理清晰，论据详实，情绪高涨，充分展现了其坚定不移的政治勇气和鲜明原则立场，为在座的同志们带来了极大的精神鼓舞和力量。

康生禁区被打破。

王富长所揭示的十个问题中，首要问题便直指康生所言中央党校成为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此言实属谬误。这一问题关乎中央党校的核心原则。自整风会议开展以来，与会者已揭露了党校造反派在江青指使下所犯的诸多恶劣行径，然而此问题却未得深入探讨。对党校揭批运动的进一步推进而言，此问题的揭露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王富长所提出的关于康生的十个问题，虽多聚焦于细节，却尚未触及问题的核心。但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样一场严肃的整风会议上，王富长不仅直指康生，更获得了会议主持人的明确赞同，这无疑犹如一道闸门的开启，迅速引发了连锁反应。

在那年的9月3日，一个星期六的午后，整风会议持续占据了我们的时间。在会议的进行中，发言人不断揭露康生及其夫人曹轶欧的诸多问题，并对康生与“四人帮”之间的紧密联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到了9月7日，整风会议中又有两位同志对康生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揭批。会议的议题不仅聚焦于中央党校的争议，还广泛探讨了康生的历史渊源、理论立场以及其他众多问题，尤其是他在“文革”期间的表现。

在整风会议上公开指摘康生的问题，消息如同闪电般迅速传遍了整个校园，工作人员们纷纷对此作出强烈反响，积极参与其中。

四

12月8日，哲学教研室的韩树英、李公天等五位同仁——韩、李二位曾参与整风会议——在党校16楼一层中央楼道墙壁上张贴了揭露康生的小字报。这些字报直指所谓的“康老路线”，并尖锐地指出其与江青“四人帮”的路线如出一辙。韩树英等人的此举迅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不久，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大字报迅速覆盖了楼道两侧的墙壁，从一层蔓延至二、三层之间的楼道，甚至扩散到了三层的会议室（当时党校的学员楼均为三层建筑）。正值党校开学之际，众多师生纷纷前来观看，我也多次前往一探究竟。

韩树英等人的简短文字迅速引发了党校内部人士的强烈共鸣，这一现象鲜明地昭示了康生在党校内所积攒的民怨之重。

中央党校的墙壁上，张贴着揭露康生罪行的匿名小字报，此震撼信息迅速扩散，在校外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五

揭露康生，是拨乱反正的关键突破。

陈维仁，胡耀邦同志的秘书，曾如此评价：“在‘揭批查’运动中，耀邦同志最杰出的贡献，无疑是他领导全校同志齐心协力，剥去康生的伪装，将这位政治骗子真实面目公之于众。这一壮举对全国‘揭批查’运动的深入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党校‘文革’的症结，其根源即在于康生。揭开这头‘巨兽’的伪装，所有难题便迎刃而解。全国那些直接或间接受到康生操控的单位与部门的问题，也因此得以顺利解决。”（详见《陈维仁文稿选编》第266-267页）

把康生这个“大人物”的真面目揭露出来，显示了胡耀邦的政治勇气，也显示了胡耀邦高超的政治领导艺术。

六

自此，中央党校持续对康生进行深入的揭露，与此同时，中央各机构以及众多地方也纷纷加大了对康生的批判与揭露力度。

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前夕，大约是1978年的十月，胡耀邦果断作出决定，着手整理一份因康生遭受不实指控而遭受迫害的人员名单。此任务遂交由陈文斌全权负责执行。

陈文斌，曾供职于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的青年讲师。自1977年3月份起，他受命临时服务于耀邦同志，担任秘书一职，直至同年5月，陈维仁接替其秘书职务。即便如此，耀邦同志仍委他以部分文字工作之责。此后，陈文斌转任冯文彬的秘书一职。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一书中，收录了陈文斌先生撰写的多篇相关论述。

1978年的岁末，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在即，耀邦同志对我有所嘱托。我需根据中央党校提供的揭露材料、造反派头目的笔记，以及中央组织部和中央联络部提供的资料，对康生所诬陷、迫害的人员进行全面梳理。这份梳理需详尽地列出他们的姓名、职务、被指名的时间与地点，以及所指控的罪名，最终制成一份详尽的名单，并铅印成册，以便呈报给中央高层。我以严谨细致的态度完成了这项任务，并亲自前往印刷厂，与工人师傅们共同完成了排版和印刷工作。

耀邦同志携带一份康生诬陷干部的名单，将其置于会场的办公桌上。来访的同志在翻阅时，不禁为之愕然，这才恍然大悟，众多人遭受批斗与迫害的幕后黑手竟然是康生。许多同志此乃首次得知，自己之所以遭受打击，竟是因康生点名所致，情绪顿时激愤至极。消息传开后，与会者无不义愤填膺，纷纷呼吁公开揭露并批判康生，为受冤的同志们昭雪平反。

11月12日，陈云同志在东北组会议上的发言中着重指出，我们必须正视并解决“文化大革命”所遗留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同时也要公正地审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与过。他明确表示，康生的错误行为应当受到批判。

康生点名名单

在长达十年的“文革”期间，康生于各类场合，对于他意图打倒或清除的个体，轻率地贴上了“叛徒”、“特务”、“走资派”、“里通外国分子”、“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以及“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等毫无根据的罪名。名单含603人包括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国务院总理及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及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及副主席，共计33位；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及候补中央委员会成员共有58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与第四届政协的常委会成员总计93人；中央及国家机关的部长与副部长共有91人；中央局、各省、自治区党委书记及副书记、省长及副省长共有51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区级干部共有11人。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康生进行了彻底审查。1980年10月16日，党中央正式对外揭露了康生的罪行，并作出决议，予以开除党籍，并撤销了对其的悼念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