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昔：我曾参与揪斗彭德怀
1966年12月，彭德怀被从成都紧急召回北京，遭受批斗。关于彭德怀被召回北京的具体经过，众说纷纭。身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揪彭德怀行动”的一员，我有幸亲身参与其中，现愿分享我所掌握的详情。
01
王大宾获北京指示
彼时，我身为北京地质学院66级的一名学生。1966年12月，我与几位同窗结伴，步行串联至重庆。16日夜晚，我们抵达了位于市中区临江门附近沧白路街边的一座小楼——那曾是文革前重庆市政协的办公楼——“北地东方红”驻渝联络站。
攀登楼梯之际，我恰巧遇见了北地东方红项目负责人之一，王大宾先生，他热情洋溢地向我打招呼。王大宾与我一并于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同是四川籍的校友，在文革之前便已相识。他询问我的来处，我答以成都，王大宾随即表示有要事与我商谈。
王大宾在二楼会议室向我透露，北京方面通过电话通知了东方红驻成都和重庆联络站，这是朱成昭（北地东方红的主要负责人）传达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命令，要求我们将彭德怀带回北京。他询问我：“据我所知，彭德怀目前在成都，不知他具体住址，是否有可能藏匿在军区大院？”
我的母亲在成都军区担任军医一职，因此我们的家一直坐落在军区大院之中。王大宾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这自是理所当然，毕竟彭德怀元帅曾担任国防部长，他在成都的居住地，自然会让人联想到我熟知的军区大院。
我告诉他：
“成都军区机关内，‘四大’运动正在进行得如火如荼，大院内各战斗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抄家之风亦愈演愈烈。军区核心机构主要坐落于北较场与西较场，而其直属单位亦散布于成都城内各处，如此广阔的地域，藏匿一二人自是易如反掌。然而，对于彭德怀这样的重量级人物而言，要确保其安全与隐秘，实属不易，除非军区高层对其实施特别的保护措施。
然而，司令员黄新庭与政委郭林祥已遭批判，其罪状主要在于紧随贺龙、罗瑞卿，执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二人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既无余力亦无心去庇护彭德怀这位“死老虎”。若彭德怀仍匿于军区大院，早已被机关的战斗队搜寻并抓捕。
红圈者王大宾，握手谭厚兰。
王大宾细心地将我所描述的情景详尽地记录于笔记本中。他补充道，他计划在十月下旬与十余名同学一同外出串联，他们计划先探访韶山与井冈山，继而又沿红军长征的足迹徒步前行。然而，他在火车上不幸患病，不得不在武汉下车，并在那里住院治疗了一个多月。当他上大学后，未曾谋面的母亲得知他生病，坚持要他返回家乡德昌休养。因此，他购买了船票返回四川。未曾料到，他竟遭遇如此突兀的状况，被要求在四川搜寻彭德怀。
彭德怀是如何抵达四川的？究竟是谁意图将他召回北京？
02
揪指示来源
1965年9月，毛泽东亲自与彭德怀进行深入交谈，并委托他前往四川担任三线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的职务。（担任总指挥的是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把手李井泉同志） 。
本来彭德怀不愿意去，毛泽东为让彭德怀能接受安排离开北京，当面甚至还说了诸如“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样的话。
彭德怀于11月28日下午启程离开北京，前往四川。在出发前的11月10日，毛泽东亲自部署，指示江青牵头炮制了一篇影射彭德怀试图翻案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该文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此文日后被公认为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11月30日，彭德怀抵达成都之际，《人民日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彭德怀抵达成都后便投身于紧张的工作之中，直至12月4日方得闲暇阅读，随即勃然大怒，认为这无异于当头一棒。(王春才：《彭德怀元帅晚年岁月——三线生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然而，他并未察觉，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谈及此文时，曾言：“其不足之处在于未能直击要害。《海瑞罢官》的核心在于罢官，嘉靖帝罢免了海瑞的官职，而我们则罢免了彭德怀的职务，彭德怀便是海瑞的化身。”
1966年5月27日，彭总正行进于前往贵州六盘水的途中，当车辆抵达四川大足县时，被西南三线建委以传达“五·一六”通知精神为由，强制召回成都。随即，此次传达会演变为一场批判会。会上，有人对他提出指控，诸如“到处散播毒素”、“收买人心”、“施行小恩小惠”、“伪装简朴”、“攻击毛主席及‘三面红旗’”、“试图翻案”等。尽管彭德怀进行了说明和自我检讨，却三次未能获得谅解。
紧接着，追问彭德怀与彭真之间的关联，并要求彭德怀揭露“反党小集团”以及“通敌卖国”的疑点。
会议结束后，西南局书记处作出指示，要求以简报的形式向中央文革委员会汇报批彭的进展情况，并将该简报逐级在党内各层级组织中进行传达。李井泉的陈述一举两得：不仅彰显了他对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坚决执行，同时也明示了他已与彭德怀彻底划清了界线。
李井泉（中）
1966年12月13日，周恩来等领导人会见首都数所院校的红卫兵首领时，江青不期然地发表言论道：
“你们不是很有能力吗？为何不将他捉拿归案？据传闻，海瑞在四川频繁外出观看大字报，与人交流，生活得颇为悠闲。理应将他绳之以法，让他向群众坦白问题，接受批判！”
1966年12月15日，戚本禹向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派的负责人韩爱晶再度表示：
“我必须告知各位，彭德怀目前正身处成都，担任三线建设的副总指挥一职。在成都，无人敢对他有所轻举妄动。而要将他押送回北京，将其彻底打倒，这是首长的明确指令，更是毛主席的批准。”
“自秦城释放之后，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前来拜访我，他正是王稼祥的女婿。他直言不讳地表示，戚本禹的判决难以继续，某些事实难以断定。比如，戚本禹坚称对彭德怀的追捕是执行中央的决策，声称那是中央会议，由总理亲自主持作出的决定。我则回应说，我参加了所有中央会议，但那次会议我并未参与，因此很可能并非真正的中央会议，而是专案组的行动。他们声称已咨询过汪东兴、杨成武，确认是否为中央的决定，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据此，朱成昭在接到指示后，立即致电北地东方红在成都与重庆的联络站点，传达了中央对揪出彭的指示。
03
王大宾暂缓处理彭。
王大宾抵达重庆联络站，方才得知中央的最新指示。据此，他果断作出决定：留在重庆参与展览的同学可继续留任，而其他同学则需全部前往成都集结。同时，他还紧急通知成都联络站的同学，要求他们抓紧时间搜寻彭德怀的行踪，并做好行动准备。
12月18日，在四川省地质局的会议室中，北地东方红在四川联络站的几位负责人——钱辛、王大来、谭保华、陈保堂、张华清、郑文卿等人，向王大宾详细阐述了近期的工作进展。正当众人为了寻找彭德怀而竭尽全力时，郑文卿在街头偶然遇见了正在阅读大字报的彭德怀。
郑文卿透露，他同另一位同学循着彭担任三线建委副主任的线索，特意前往该机构办公地点外耐心守候。直至夜幕低垂，他们目睹一位长者与一位年轻人从三线建委的庭院步出，其中长者面容颇有几分彭德怀之相似。二人边走边细阅大字报，搜集传单。由于光线昏暗，难以辨识面孔，郑文卿紧随其后，却仍能依稀听到长者咳嗽的声音。据此推断，长者可能患有感冒，需前往药店购药。郑文卿遂先行一步，赶到邻近的药店。果然，那对老少顾客走进店内购买药品，郑文卿在店内灯光下清晰辨认出，那咳嗽不止的老者正是彭德怀。
郑文卿返程后，钱辛、王大来等同仁闻讯喜出望外，随即商议决定与彭总进行一番交谈。翌日，众人抵达彭总寓所，受到了彭总及其工作人员的热情款待。彭总对与红卫兵的交流抱有极大期待。交谈内容包罗万象，从彭总早年牧牛的岁月谈起，直至领导平江起义的壮举，以及井冈山会师和朱毛合兵的历程，再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的经过。而讨论的焦点则主要集中在庐山会议和文化大革命两大议题上。
彭总多次重申，他绝无反对毛主席之意。他指出，他与毛主席的分歧仅在于对建设速度的快慢有不同的看法。即便毛主席的观点并非全然正确，也至少有高达99%的正确性。 我们观察到，彭在任何情境下均未曾宣称：毛主席的言论即最高指示，亦非马列主义的巅峰。
谈及文化大革命，彭表示：他坚定支持这场运动，认为其对于抵制修正主义和防御资本主义复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群众的广泛参与下，通过张贴大字报、展开大辩论等方式，辨明是非，这一做法尤为恰当。他无畏群众的监督，亦不惧红卫兵的挑战。
先前，西南局保卫部门的负责人曾劝说他前往内江暂时避难，然而，他断然拒绝。共产党不怕群众。自庐山会议以来，彭总便长期隐居于京郊的吴家花园，心中始终怀揣着为人民贡献力量的期盼。交谈氛围温馨而融洽，我方人员亦不时起身，为彭总续添茶水。
谈及大串联，彭总手持地图，细致地向我们指示了长征串联的路线，并详尽地说明了途中需留意的事项。
在交谈落幕之际，彭总亲自将众人送至门前，诚挚地邀请大家日后再次光临。
钱辛出示谈话记录给王大宾。谈到“老头子”即彭德怀众口一词，一致称赞印象极佳；“老头子”毫无拘束，坦诚地剖析自己的功过得失，真是一位坦率直爽的君子。
谭厚兰、王大宾、叶群、李讷、林豆豆。
关于是否追究彭某的责任，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多数人持反对意见，其中王大来也表达了这一立场。（北京地质学院探矿工程系团总支书记，系最早投身于北地东方红运动的教师代表之一）发言最具代表性，他称：
“被誉为‘老头子’的这位革命前辈，堪称功勋卓著。他在抵达四川仅一年之际，便以其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广泛赞誉。尤为关键的是，‘老头子’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一边，全力支持红卫兵运动，并高度赞扬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他坚信，开展文化大革命对于防止共产党与人民群众脱节至关重要，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在他看来，过去的问题难以解决，而如今，这些问题有望得到妥善解决……”
“这位‘老头子’对文化大革命的认知远超我们，他不仅全力支持红卫兵，甚至对他们的激进举动抱以理解。他反复叮嘱我们：‘务必留意政策，务必寻求团结大多数。’”
王大来还说：
“庐山会议之往事，已然成为过往。在那次会议上，彭德怀所陈述的，皆是实情。高指标与浮夸风气，本就错误；亩产万斤之谈，不过是夸大其词。那些下属欺骗了毛主席，而‘老头子’所言之言，才是真正的真理。在‘老头子’面前，我们实在是没有能力进行批判。”
王大宾闻言感慨，说道：
“那是在1958年的高一，我担任班长，率领全班同学投身于试验田的耕作之中。我们辛勤劳作，挖掘土地至三尺之深，积聚肥料逾十万斤，誓言实现小麦亩产万斤的宏伟目标。在生物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们一亩地里播种了六十斤的种子，然而收获时却仅有不到两百斤，全班同学在试验田中痛哭失声。”
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双方最终达成共识，一致同意由王大宾做出最终裁决。王大宾表示：
“军令虽在身，外敌当前，亦需灵活应变，依据实际情况行事。至于‘老头子’，他并无新异之处，他坚定地支持毛主席所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并大力拥护红卫兵运动。或许党中央和毛主席尚未充分掌握他当前的处境，他并非刘少奇司令部的成员，故无需急于采取行动。”
会议决定暂缓实施中央的指示，派遣王大来和郑文卿即刻动身返回北京进行汇报，重点阐述彭德怀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态度。
04
来了个“钦差大臣”
12月22日，上午11时，东方红总部特地派遣了“作战部副部长”胡乐成同志赴成都。
胡乐成身披军大衣，气宇轩昂，傲气逼人，仿佛一位钦差大臣般威严，踏入会议室即刻便大声斥责。
“你们都是饭桶！右倾机会主义！连彭德怀都揪不回京！我奉中央指示：立即把彭德怀揪回北京！”
传达周总理对朱成昭的三点指示。
“首先，鉴于安全考虑，彭德怀同志返京途中，须乘坐火车而非飞机；其次，成都军区应协同执行护送任务，全程需确保其安全，并随时向中央汇报进展；最后，请避免在成都召开批斗大会。”
“中央领导人指出：王大宾犯下了严重的右倾政治错误，其立场已被彭德怀所影响。”
胡宣布后，会场瞬间陷入混乱。
王大宾起立反驳。
作为东方红项目的核心成员之一，即便是在地院，老保也对我个人抱有敬意，岂容你轻易侮辱我们为无能之辈。我们始终坚持党的组织纪律，即便未严格执行上级指示，也已及时向上级说明了未能执行的原因，这难道有错吗？你若是钦差大臣，此事便交由你去处理，我自有家事在身，须回乡探望年迈的母亲。
现场师生中，多数人站在王大宾一边，对胡乐成的傲慢态度深感不悦，双方陷入激烈的争论，难以达成一致。就在这时，探工系的刘志耕老师挺身而出，试图平息这场纷争，他言辞恳切地说道：
“此事非同小可，务必做到万无一失。若万一出现任何意外，王大宾同志将无法向中央领导及总理作出交代。”
刘老师的警示让众人迅速恢复冷静，毕竟彭总的处理乃中央之定策，不容有失。既然胡乐成肩负此重任专程前来，自当由他统筹全局，我们自当全力协助，确保将彭总安全送返北京。
为确保总理所提出的三项指示得到有效执行，即时作出决定，指派谭保华、陈保堂、张华清迅速前往成都军区，着手协调护送相关事宜；同时，由地质局机关车队队长徐彬及其地院的同学携手，共同前往成都铁路局商谈安排返回北京的专列。
午后，谭保华等代表回应称：成都军区已接到总理的指令，决定指派一名二级部长负责与地院学生取得联系，并派遣部队负责护送彭德怀返回北京。铁路局亦表示赞同，将安排专列以确保彭德怀的安全抵达北京，并允许地院学生一同乘坐。王大宾则计划在事务处理完毕后，返回家乡德昌静养休病。
05
揪彭中的波折
2月23日凌晨三点左右，我正沉睡于梦乡之中，忽闻耳边有人急促呼喊：“快！快起床！去捉拿彭德怀！”
听闻要逮捕彭德怀的消息，我顿时如同触电的弹簧般弹起，彼时房间内灯火辉煌，身旁的几位同学也纷纷激动地跃起。
夜幕低垂，寒风呼啸。一辆“嘎斯51”苏式卡车在道路上飞驰，凭直觉推断，车辆正驶向城内，不足20分钟便停靠在一条狭窄的小巷。我环顾四周的建筑，迅速辨认出此地为永兴巷。永兴巷长度不超过200米，巷西边便可遥望署袜街上的成都市邮电局，那是一座建于1901年的英国人设计的有特色西式建筑，在这片低矮的瓦房小巷中显得格外突出。永兴巷7号距离西南三线建委的办公地点亦不远。
踏入永兴巷7号院落，向东步行约三十米处，便可见一扇小门。门后，是一片占地不足一亩的静谧小院，四周大树环抱，营造出一份静谧的氛围。院落北侧，坐落着一栋别墅式的小平房，其客厅大门敞开，昏黄的灯光映照出一个人影，正用一方手绢擦拭着泪水。我起初猜测该是位三线建委的职员，未曾想，此人竟是彭德怀的秘书——綦魁英。
“彭德怀在哪里？”
“人被抓走了！”
“被谁掳走了？在哪里？”
“不知道！”
令人惊讶的是，彭德怀竟遭谁拘捕？唯有我们北地东方红，又有何人能将其扣留？在此之前，彭德怀已被我方东方红成员严密监视。每晚晚餐后，他与警卫员景希珍都会按时外出，彭德怀戴着大口罩，边走边浏览大字报，有时还会伸手夺取空中飘散的传单。其行走路线亦颇为固定，从永兴巷至春熙路，途经东大街、盐市口、人民南路广场，再沿原路返回。可以说，彭德怀已在我们掌控之中。凭借其“左派”的声望以及当时北地东方红在成都的影响力，任何红卫兵组织都不敢向我们发起挑战。
正当我们困惑不已之际，传来确切消息：彭德怀已被北航红旗组织成功拘捕，并被押送至成都地质学院。
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蒯大富。
我们急忙驱车前往位于城东北郊的成都地质学院，抵达时天色已大亮。车辆驶至一栋教学楼前，得知彭德怀元帅正于二楼的一间教室中。楼内人潮涌动，众人皆慕名而来，渴望一睹这位赫赫有名的元帅风采。
我费尽周折终于抵达二楼楼梯口，却再难前行。楼道内喧嚣一片，人声鼎沸，尽管如此，却未见有人高呼“揪出”“打倒”“炮轰”“火烧”等激烈口号。事实上，大多数人的内心充满了好奇，对彭德怀本人并无深仇大恨。
接下来应如何行动？显然将彭德怀安置在寒冷的教室内并不适宜。北地东方红派系提议将他转移至地质局，那是我们掌控的区域。此外，还听闻王大宾与胡乐成正与北航红旗派进行交涉……
不知从何时起，喧闹的楼道突然陷入寂静。听闻彭德怀已现身，我迅速投去目光，只见一扇教室门缓缓开启，楼道中的人群纷纷向两侧避让。谭保华等身影率先从教室中走出，我立刻辨认出紧跟其后的正是彭德怀。虽然未曾亲自目睹他的风采，然而他那身着元帅服的形象，早已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彭德怀面容方正，嘴唇厚实，显得憨厚且直率，眼角微沉，透露出一丝疲惫之色。他身披一件黑色呢子大衣，身高并不如我所预想的那般魁梧，但神情却异常平静。
我格外留意，他的面容并未呈现出那个时代红卫兵抓捕时常见的惊慌神色。我曾目睹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被四川的红卫兵围捕时的场景，“李政委”的形象历历在目。（李井泉同志身兼成都军区政治委员重任，他偏爱被部下尊称为“李政委”。）白发披肩，双目赤红，步履蹒跚，背脊弯曲如弓，垂下的双臂如筛糠般剧烈颤抖，脸上洋溢着恐惧。然而，那位为民请命的彭大将军却截然不同，他腰杆挺拔，面不改色，气宇轩昂。毕竟，他曾是统领百万雄师、历经沙场烽火的元帅。
我们引领彭总步出大楼，登上了早已等候在一旁的华沙牌轿车。一辆宣传车在前方引领，其后则紧随数辆载满人员的卡车，我们队伍庞大，一同驶向四川省地质局的方向。
抵达成都地质学院的大门前，我们遭遇了一小拨身份不明的学生队伍的阻挡，这批人很可能是在支持北航红旗。由于他们人数稀少，面对我们的强大阵容，很快便被迫退让，为我们的车队让出道路。不久之后，我们顺利抵达地质局。
韩爱晶和陈伯达
北航的韩爱晶未能准确评估拘捕彭德怀的复杂性，仅派遣了区区五人，企图将其带回北京。此五人抵达成都后，面临陌生环境，毫无头绪，误以为拘捕彭德怀易如反掌，遂以五对一之数将其带上飞机。
韩爱晶亦不知情，同一项任务再度落在了北地东方红的头上，而中央文革则坐观其变，静待双方交锋。
相较之下，王大宾的部署显得更为周详。我们集结了四川地区东方红的全部力量，致力于完成捕捉彭某的任务。王大宾一方面与北航的负责人进行谈判，另一方面派遣人员秘密在成都地院搜寻彭某的踪迹。
谭保华率先察觉到彭关身处教室，不久后，我们的大部队亦紧随其后抵达现场，将教学楼围得水泄不通。面对北航方面的守卫，人数上的劣势显而易见，他们只能无奈地将彭关拱手相让。
此刻，王大宾与胡乐成正与北航红旗的代表在另一处隐蔽地点展开了一场艰苦的交涉。忽然，有人悄声向他们传递了一个喜讯：彭已顺利被转移至地质局。听闻此事后，王、胡二人喜出望外，遂不再与北航红旗的代表纠缠，起身悄然离去。
彭德怀被安置于省地质局二楼的一间办公室，该室原为地质局某局长的办公与休憩之用。彭德怀居住于内室，学生们则在外室，两室面积均约20平方米。内室配备了床铺与沙发，而外室则铺设了干稻草以替代床铺。四川的冬季潮湿且寒冷，地质局机关车队队长徐彬特地为他送来了火盆以驱寒。鉴于彭德怀年事已高，不宜与众人同食大锅饭，因此为他单独准备了膳食。彭德怀入驻地质局后，成都军区派遣部队进行守卫，以确保办公楼的安全，普通民众不得入内。
06
元帅与红卫兵对话
12月24日的清晨，我小心翼翼地步入办公室的接待区。众人或坐或蹲，围绕在彭德怀周围，纷纷向他提出各式问题，现场气氛轻松愉快，鲜有人试图采取激烈的“革命”举措。
我带着一丝好奇向他询问年龄。彭德怀带着浓厚的湖南口音回应道：“今年已经五十八岁，比我那位老友李井泉年长十一载。”（在湖南方言中，数字6被读作“楼”，彭德怀生于1898年。）
当有人询问他是否惧怕红卫兵时，彭德怀坚定地回应：“我并不畏惧红卫兵，我甚至愿意与他们结交为友。”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几乎无人不惧怕红卫兵，他们如同不可驯服的猛兽，然而彭德怀却无所畏惧。
他续言道：“红卫兵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投身革命，其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诸位亦存在不足，诸如缺乏团结之意识，打击范围过于广泛。回顾井冈山时期的红军，也曾犯下类似错误，即过分扩大打击面。红军曾将中农视为革命敌人，甚至烧毁他们的住所。”
我羞愧难当，竟是头一回听闻此等事。井冈山，那是我心中神圣的革命圣地，红军历来以严明的纪律著称，竟有人烧毁中农的房屋，令人震惊！
有人好奇地询问他，为何要走上街头观赏大字报、搜集传单。
他陈述道：“自‘五·一六通知’发布以来，西南局剥夺了我查阅文件的权限，我唯有通过街头的大字报与传单来获取关于运动进展的信息。”
令人称奇的是，彭德怀对街头信息的解读之深，即便他未曾目睹中央文件，亦能精准地洞悉运动的目标直指刘少奇。
谈及文革，同学们纷纷开口。
“邻院的北京钢铁学院院长高芸生，因无法承受工作队的批判，选择了跳楼自尽。我院的师生担心我们的院长高元贵遭遇不幸，纷纷给予他鼓励和慰藉：地院的大多数同仁都对你深信不疑，切勿步北京钢铁学院高芸生之后尘……”
彭德怀听后回应道：“自五九年庐山会议以来，我曾向毛主席郑重承诺三项保证，其中之一便是，无论遭遇何种境遇，我都不会选择轻生，坚信人民的力量，深信群众的智慧。”
“猪八戒，身为天蓬元帅，亦有过人之处，在降妖伏魔的征途中立下赫赫战功。然而，他亦有其不足之处——好色成性，一见貌美妖精便难以自拔。在信仰上，他显得不够坚定，每逢困境，便抱怨不止。他心中还存有私欲，总想着将所得分给妻子高老庄，且私房钱更是藏于他那对大耳之中。”
彭总风趣幽默，逗得众人笑。
王大宾与他交谈最多，王大宾的故乡毗邻攀枝花铁矿，彭德怀曾亲赴攀西地区进行视察，对该地区的进步与发展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看样子，李贵同志和我一样，都是出身于粗犷的民间。”
在与彭德怀谈及庐山会议的相关事宜时，我们得知他反复重申自己并未反对毛主席。他言道：“毛主席的言论固然不能全然断定为百分百无误，但其中九十九分是正确的。”
显而易见，在众目睽睽之下应对此类极具敏感性的问题，无疑是一项颇具挑战的任务。他坚决不打算重复己见，生怕那会招致红卫兵的猛烈抨击；他同样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误，深信自己并无过错。然而，有一点必须明确，那封导致他陷入困境的信件，其出发点绝非旨在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不久，有人再次提及朝鲜战争的话题，听闻他涉嫌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未能与金日成保持平等相待。彭德怀回应道：“志愿军与金日成的关系始终融洽，完全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绝无大国沙文主义的嫌疑。当然，双方也存在一些分歧，比如志愿军的后勤调度权应由谁掌控。金日成倾向于火车穿越鸭绿江后调度权归朝鲜所有，而我方则主张即便过了鸭绿江，调度权也应由志愿军统一掌握。分段调度不仅可能错失战机，还可能给志愿军的补给带来不便。”最终，金日成也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
事实上，彭的解释一经聆听，便觉得其中的道理不容置疑。这乃战争规律的必然，绝非单纯的沙文主义所致。
彭德怀曾言：“经历第三次战役的硝烟之后，志愿军将士已连续奋战三个多月，疲惫不堪。后勤补给捉襟见肘，前线战士饱受饥饿之苦，伤员难以及时撤离，弹药补给告急，亟需休整。我向毛主席请示休整三个月，毛主席应允。然而，金日成与苏联顾问对此颇感不悦，他们认为，哪有打了胜仗却不追击敌人的军队？他们主张趁胜追击。我则坚决反对。最终，毛主席提议志愿军固守汉江以北，而金日成则率领其部队南下。金日成并非愚者，深知孤军深入的险境，最终不得不接受彭德怀的建议。”
遗憾的是，彼时未曾详尽记录，岁月如梭，许多他曾言说的片段如今已难以追忆。我们曾就军中各派系纷争向他请教，随性而谈，无所不至。其中，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彭德怀卓越的记忆力。即便年逾古稀，他对往昔时光中的事件、地点以及细节的来龙去脉，仍能清晰道来。
彭德怀以生活简朴、作风廉洁著称。然而，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却不幸被指责为“反党集团的头目”。除却那些“政治上反动”的素材，即便以显微镜般敏锐的视角搜寻，亦难以寻觅到一丝腐化堕落的痕迹。于是，人们无奈地给他冠以“伪君子”的称号。我们对彭总的日常生活充满了探询之心。在地质局机关食堂享用晚餐时，我偶遇了一位身着便服的人。他手捧一碗清汤面，正朝着办公楼的方向前行。他告诉我，彭总胃部不适，日常饮食多以一碗面条为主，生活简朴至极。彭德怀将军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果然是实至名归。
07
揪彭专列进京
将有高级首长前往北京，恳请贵所按时开启首长专用通道。当首长的座车抵达时，请务必吹响三声喇叭，并由派出所所长亲自主持开启大门。
鉴于途径秦岭时气温骤降，谭保华在驾车前特地检查了暖气系统，却发现暖气管并未连接。于是，他即刻向铁路局提出需求，要求派遣工人进行修复，方才启程。
成都军区安排专车，由谷参谋长率队，并配备一排战士全程护卫，确保彭总安全抵达，顺利进入专列车厢。
有人执意留步，那便是王大宾。我目睹了他对军区领队的谷参谋长如此说道：“彭总的安危，就托付于你了，请务必确保他安全返回京城，我的使命就此画上句号。我得赶回家乡，去探望我的老母亲。”
谷参谋长执意要王大宾一同返回京城，他语气坚定地说道：“总理早已得知你在成都的消息，我们理应一同护送彭总返回北京。地院的学生们无不敬仰你。”谷参谋长早已听闻胡乐成曾对王大宾指责其右倾，担心王大宾不在，路上难以约束那一众人等。
王大宾心中清楚，一旦发生意外，向他汇报总理将非易事。在谷参谋长反复的劝解下，他极不乐意地登上了那趟专列。
彼时，中央政府已明令禁止串联活动。我心中亦渴望跻身于那趟专列之中，尽管红卫兵乘坐火车无需支付费用，但乘坐专列的经历无疑更为非凡。然而，车厢内人潮涌动，我尽管竭尽全力，亦无法挤入其中，最终只得无奈放弃。
王大宾后来向我详细描述了护送彭总返回北京的旅程：火车行驶了两天两夜，期间学生们对彭总关怀备至。每当列车停靠大站，总有学生下车采购美食以供彭总享用。与此同时，从北方东方红前往四川演出的宣传队也搭乘了同一趟列车返回京城，他们自发地提出为彭总献上表演，整个车厢内洋溢着与彭总和谐相处的温馨氛围。
12月27日傍晚5时，一列专列抵达了北京站。此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已伫立在车站的月台上，他出示了一个标有“谷万才、王大宾同志收”字样的卫戍区大信封。
王大宾展开手中的信件，递给谷阅读：“遵照总理的指令，将反党分子彭德怀移交至卫戍区副司令李中奇同志……”
谷和王遵照总理的命令，正准备将彭德怀移交给卫戍区，此时朱成昭匆忙赶到站台，明确表示反对将彭德怀交给卫戍区，坚持要将其带往地院。
谷和王坚决遵照总理的指示行事，朱在审视总理的批示时发现，“钟”字被误写成了“中”，双方因此产生了争执。李和朱均向上级进行了汇报。最终，戚本禹作出决定：为确保北京站的正常运营，火车将改道至西直门火车站。北地方面派出多辆大型客车接学生返校，同时，一辆小轿车将彭送至北地。
抵达地院时，夜已深至11点钟。大食堂特地为彭总准备了一碗香浓的鸡蛋面，并在北地办公楼的一间套间（外设沙发，内设床铺）中为他安排了休憩之处。三个小时后，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前来接走了彭总。
27日晚，王大宾返回地院后，对朱成昭的态度显得极不愉快。他命令钱辛立即将随身携带的成都所购皮箱及清单呈交给朱成昭，箱中装有彭总致中央的申诉信，并嘱托朱成昭代为转交。
“你是对的！”显然，彭总的申诉材料对他的态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事实上，在1966年年底，正值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之际，朱成昭的心态已悄然生变。叶剑英之女叶向真对他的影响尤为深远。私下里，他们共同对中央文革的极“左”路线进行热议，并对倒推老干部之举表示出强烈的不满。随后，演化为八大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立场。江青与戚本禹曾对他发出警示，劝其“及时回头”。然而，他坚决不认错，朱与叶携手奔赴广州，筹备着由香港踏上出国之旅。1967年3月4日，北地东方红迎来了新的掌舵者，王大宾同志接任一把手之位。朱成昭被囚至文革终。
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探矿工程系的高年级学子，当时担任北地东方红二把手。他性情温和，擅长倾听各方声音，因而各路人士皆乐于与他交往。在处理彭总揪斗事件中，他秉持正义，坚决反对对彭总的揪斗。1966年12月27日，他将彭总接到地院后，便再未见过彭总，亦未曾参与任何针对彭总的批斗策划或活动。1970年全国开展“5·16”清查行动时，王大宾被冠以“5·16”分子的罪名，其中一项指控便是反对揪斗“反党分子”彭德怀。到了1981年，王大宾遭受审判，其罪状之首便是揪斗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